中經在線訪談

 
蔡繼明:拆除藩籬 歡迎農民工進城
蔡繼明闡述了其關于城鎮化、農民工問題和互聯網約車等方面的議案。他提議,放開對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限制...... 詳細>>
本期嘉賓

    蔡繼明,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時間:3月2日9:30

制作:國際部 主持人:衛馨

訪談精粹
想迎農民工進城買房 蔡繼明:先要把房價降下來
蔡繼明認為,目前的房價令農民工對進城落戶望而卻步。要想迎農民工進城落戶,首先要把城市里的房價降下來。據統計數據,現在庫存的房,保守估計每套50萬元。外出農民工平均收入是2...
蔡繼明:發展中西部大城市 吸引1億人口城鎮化
蔡繼明說,從人口流動的曲線可以看出農民工進城優先選擇大城市。目前我國還沒有發展到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大城市人口向周邊擴散的程度。據其估計,大約要到2020年甚至2050年,我國...
蔡繼明:推進戶籍改革 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
蔡繼明認為,農民工目前半城市化的現象,其實加劇了勞動人口短缺的局面。因為進城不能落戶,遷徙人口不能定居,必然他到了40、50歲以后就要考慮怎么養老。當前我國要加快城鎮化,...
蔡繼明支持互聯網約車:管理上會比出租車更規范
蔡繼明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互聯網約車的優勢逐漸顯現。首先,以網約車為代表的“互聯網+”出行是一種新業態,它不僅為城市居民出行提供方便,緩解出行難、打車難的難題,另外解...
文字實錄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這里是中國經濟網2016兩會特別節目——全國人大代表蔡繼明2016兩會建議信息發布會現場,首先感謝蔡代表在百忙之中來到現場。曾經設計調整黃金周,同時促進2008年國家假日制度的改革,蔡代表每次都會引起大家的關注,首先非常歡迎蔡代表的到來。

  蔡代表和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蔡繼明:各位媒體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興大家參加我有關建議的發布會。

  主持人:今天現場來了很多媒體同仁,首先歡迎你們的到來,稍后可以踴躍提問。兩會馬上到來,今年您帶來什么提案,請跟我們分享一下。

  蔡繼明:首先介紹一下我這次準備提交全國人大會議的建議,這些內容和事先發布的題目有一些調整。第一,關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建議。第二,關于引導一億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鎮化的建議。第三,化解房地產庫存治本之策。第四,推進四位一體城鄉互動的土改建議。第五,十三五期間扶貧攻堅建議。第六,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能源行業改革的建議。第七,大力發展網約車轉變政府監管模式的建議。第八,關于妥善安置煙草行業買斷工齡職工的再建議。最后是關于加快發展云金融,促進中國科技金融創新的建議。

  主持人:幾項議案當中您最關注哪一個可以具體介紹一下嗎?

  蔡繼明:這九項建議前七項都是我多年來,特別是去年一年來重點研究的課題。后面兩個建議是我反映煙草行業,也是多年存在的問題,已經連續多年寫建議和提案。最后是我的一個博士后為我起草有關科技金融方面的建議,我重點介紹前面幾個有關城市化,土地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網約車方面的若干建議。

  第一,關于農民工城市化建議。這個問題,是我多年關注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政府特別強調要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所謂以人為本,無非就是強調城鎮化,重要的是“化人”不單純是“和地”,這些年政府征地范圍不斷擴大,大量的新城建設起來。但是農民工雖然進了城,并沒有落戶。按照去年我國官方公布的國家城鎮化的數據顯示,常住人口城鎮化已經達到56.1%。但是,我們的戶籍人口,就是在城市里邊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大概是37%-38%之間,取一個中間數37.5%,這樣常住人口城鎮化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之間,相差18個百分點,用18乘以全國人口大概是平常所說2600萬農民工,他們被城鎮化,但是并沒有戶口。我們存在城鄉二元制度,包含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所存在的差別,有戶口的和沒有戶口的,當然很多大城市,實際上存在巨大的差異。

  由于,我們城市化存在著城市二元結構,城市人口的二元結構,有戶口和沒有戶口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以至于造成一系列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大家所熟悉的,比如說,全國有大概3500萬流動兒童,就是跟著父母進了城。在農村,大概有6000萬左右的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存在著的社會問題非常嚴重,最典型的是去年大家聽到的,就是畢節地區四個兄弟姐妹集體服毒自殺。而且像這樣的事情,留守兒童受到各種權益的侵犯,包括性侵犯,媒體屢有報道,還有5000萬留守婦女和老人。城市里大量進城的農民工,現在80后、90后占到60%-70%。這些人進城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打工,是希望能夠在城市居住下來,能夠融入城市的生活和社會,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注意到,現在民工荒現象不僅限于個別的地區和季節,春節是特別明顯的。北京差不多一半人口都離開了,吃飯、訂餐,找個臨時工都有困難,這個現象已經相當普遍,而且我們國家總得來看最近幾年勞動人口,就是適齡勞動人口絕對量已經在減少了。大家也注意到我們國家的生育政策,這些年做了極大的調整,開始是單獨二胎,沒多久就推出全面二胎,現在報刊媒體都在報道。即便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從結婚、懷孕再到生孩子,再到孩子長大怎么也要二十年左右。二十年當中,勞動力短缺恐怕不能通過調整生育政策解決。

  農民工目前半城市化的現象,其實加劇了勞動人口短缺的局面。因為進城不能落戶,遷徙人口不能定居,必然他到了40、50歲以后就要考慮怎么養老。有的盡早打道回府。或者是在城市里稍微遇到一些不順心,遇到一些就業的障礙,臨時失業了。如果有城市戶口的居民可以繼續待業,可以去學習,然后在轉到其他的崗位就業。沒有戶口,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又回到了農村,這樣人為減少了有效的勞動力供給。

  這是當前我國要加快城鎮化,黨和政府要特別強調,要優先重點考慮已經進城務工的農民,怎么能夠讓他們在城市定居下來。這就是,我要關心的,農民工的市民化。

  城鎮化當然包括水平,當然也包括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但是,對于經濟發展,對于經濟社會轉型有意義的是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變。我們國家規定的相關目標是這樣的,中共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這是有史以來所開專門圍繞城鎮化開的會議,還有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規劃強調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60%,這個目標好像沒有多大的困難。因為去年已經是56.1%,未來還有5年,未來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常住人口目標就實現。當然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里還有一個目標,就是到2020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45%。你想想,45%-60%只是相差15個百分點,我們現在差著1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未來5年當中,戶籍人口城鎮化提高的比例,要提高3個以上的百分點,每年1.3%這樣的速度增長。具體數據是多少,就是我們常常說到2020年要解決1億農業轉移人口,還有他們家屬的戶口。這就是非常龐大,非常艱巨的任務。

  如何制定、調整、改進相關的政策,實現戶籍人口城鎮化的目標。也就是真正的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

  一、確認農民居民,包括農民工遷徙的自由。他應該有選擇居住點,選擇居住城市的自由。切實推進我國戶籍制度改革。

  二、大量的農民工進城,首先要解決的是就業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加快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和改革,這里就要談到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因為吸收就業人口最多的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通過國家的簡政放權,現在注冊是非常方便了,每年注冊的數量大幅度的增長。但是,我們中小企業破產、死亡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有關專家做的測算,我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是2。9年,就是不到3年。而歐美企業平均壽命年限是12。5年,日本平均壽命是30年。如何在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鼓勵同時如何延長我國中小企業的壽命。現在有一種說法是“僵尸”,僵尸這種提法有可能不太禮貌,哪些企業面臨著破產倒閉,但是確實又有發展前景,也是國計民生。這樣政府就不是一味鼓勵人民創業,而是對現有的企業怎么維持、延緩,或者是拯救它的壽命,這是我們特別要關注一方面的政策。

  三、改善和調整我們的人口遷移政策。這里主要是農民進城進入哪些城市,要不要對有些城市加以人口的限制,這就涉及到城市化道路當中,大、中、小城市如何合理布局,當然這里有不同的意見。根據中共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協調發展,我理解的協調發展不是同步發展,都按20%的速度發展,2萬多個小城鎮每個鎮平均1萬人口,也要同步發展,那是不可能的。協調發展,一定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因此在協調發展里邊,我更傾向看重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里談的,還有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就是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布局,兩橫是長江一條橫軸,隴海-蘭新鐵路,三縱東部沿海一條縱軸,中間是京哈中廣鐵路線,再往西是包昆鐵路。在軸線上構建20個都市群,國家級、跨區域、區域性,京津冀城市群、環渤海城市群、珠三角、長三角已經形成很大的規模,后面推動其他若干個國家級以及區域性城市級的發展。強調優先發展大城市,我說的大城市不只是百萬以上,500萬以上算大城市,500-1000萬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是超大城市,不僅一般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要發展,即使是超大城市數量也太少,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樣的超大城市也就3、4個,我們13.7多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國際大城市行列里我們占的比例也應該是最大的,可是目前我們沒有達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東京是3300萬人口,我們國家最大城市是上海2300萬人口,差1000多萬。不僅超大城市數量,還有增加的空間,超大城市本身的規模,也還有一定擴大的空間。

  我不贊成一味限制特大超大城市人口的數量。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一定是集中最優質、數量最多的公共資源,本應該為我們國家戶籍人口城鎮化水平做出應有的貢獻。像這些超大特大城市,城市化水平,包括已經達到80%-90%,有一些農民已經沒有多少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城市化任務似乎已經完成。大家知道城市化、城鎮化是全國的概念,不是一個城市。有一些城市以農業人口為主不要求很高的城市化率,我們講的城市化是全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這一點來說,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對我們國家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特別是戶籍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做出應有的貢獻。

  這條建議里,特別希望特大、超大城市降低進城門檻,張開你的懷抱。

  歡迎外地農民工進城落戶,小城鎮到大城鎮,小城市到大城市遷徙人口可以在這里定居。

  建立有助于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的政績考核指標。現在中央強調三個掛鉤,城市建設用地下達指標和城市吸收農民工落戶人口掛鉤,這當然是很有效的。第二,政府的轉移支付和接收的農民工數量掛鉤。第三,城市化建設重點支持的項目和吸納的農村人口掛鉤。這三個都很重要,我認為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和政績考核掛鉤。你每年吸收多少農民工,比如每年吸收10萬農民工,給建設用地一比較,建設用地能增加政府多少財政收入,吸收10萬農民工財政支出能多少,一算這筆賬不合算,寧可不要建設用地的增加。

  扶貧問題,我們7000萬貧困人口,要求到2020年底全部都要脫貧。怎么脫貧?盡管中央有各種各樣的政策,但是恐怕層層指標下達,作為考核政績,甚至有一些黨政干部要對口精準扶貧,一家包兩戶。我相信,要采取這種措施,到2020年,按照現有的貧困人口標準,那7000萬肯定能脫貧。如果把一個城市里吸收多少農民工落戶,解決他們的戶口作為政績考核的指標,我覺得這個措施比前面的三個掛鉤更有效。

  后面涉及到除了戶籍制度改革外,很重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所以我后面有一個提案。

  如何推進三位一體的城鄉互動土地制度改革?

  為什么提三位一體?各位媒體朋友可能注意到,去年這個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33個縣市區進行土地改革試點。在試點過程當中,在這個區域內,暫時停止執行有關土地方面的法律,這33個試點工作,從去年到現在,正好是1年。我觀察和搜集到的一些信息表明,試點改革的進展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征地制度的改革,推行試點非常緩慢。這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記得去年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也寫了一個建議,依法改革固然重要,由人大常委會授權,暫時不執行相關法律,否則就會變成違法改革。但是加大改革的力度更重要。授權改革是一個形勢,如果改革的力度不夠,試點到2017年,也就是明年,明年試點結束后,收效甚微,如何在全國推廣試點經驗?從2017-2020還剩下3年,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改革的部署到2020年各項改革基本到位,各項基本制度就要穩定下來。所以我當時提“改革的力度更要加大”。

  問題在哪呢?我們推行土地改革試點,有三塊地分開了。第一塊地征收農村集體土地,這叫征地。第二塊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第三塊地農民居民宅基地改革,通常我們俗稱三塊地。這個地方試點征地制度改革,另外一個地方試點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另外一個地方試點宅基地改革。經濟學角度來看,三塊地連在一起。大家想想,所謂征地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根據憲法規定,把征地范圍嚴格限定在公共利益范圍內,憲法第十條是這樣說的,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農村集體的土地,并給予補償。注意是“可以”,并沒有說“必須”。所以公共利益是征地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大家學形式邏輯都知道,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意味著什么。也就是說,要想征地必須是公共利益,但是反過來公共利益未必一定要征地。

  如果征地不是公共利益,就不能征收。不能征收就意味著需要占用農村集體土地,就要“入市”,這里入市打引號是雙重意思,進入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構建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第二意味著進入城市建設用地的范圍。所以兩個市,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城市。

  集體土地要進入城市建設用地市場,并且進入城市的規劃范圍。憲法說了,城市的土地要歸國家所有。所以,征地本身就不僅僅是農村土地的問題,還涉及到城市土地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城市單一到國有制不能適應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所以以往改革,或者是學界觀點,往往就農村講農村,就城市講城市,一提到土地制度改革,都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好像跟城市沒有關系,其實是密切相關。只要意味著集體土地入市,城市土地公有制就必須是國有和集體兩種并存。這就是為什么叫城鄉互動。

  征地制度改革就意味著集體土地入市,集體土地哪些入市,這涉及到宅基地改革。第一,建設用地。第二,建設用地里的經營型建設用地。經營性建設用地在我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占的比例大概不到1/10,70%-80%是宅基地。第三塊是建設用地入市,如果不改革宅基地制度,這個入市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談,杯水車薪。宅基地制度怎么改?現在宅基地制度所有權是集體,使用權是家庭,集體所有制成員,使用權只能在集體所有制內部轉讓,不能夠在集體所有制之外轉讓。也就是說城市居民無權購買,或者是租用農村集體的土地上的住房和宅基地。這樣一來,你仔細想想,農村在自己的村里宅基地的流轉范圍和價格是及其優先的。如果嚴格的限制農村占70%建設用地的宅基地流轉范圍,集體建設用地怎么入市?

  所以,三塊地的改革應該是三位一體的,而且應該是城鄉互動的。這是我要提出的推進三位一體城鄉互動的土改建議。

  兩會結束后,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將協同重慶市政協,還有重慶市民進市委員聯合組成一個調研組,首先去考察重慶的地票交易,還有重慶土地改革試點。回來準備到北京的大興、平谷,天津的薊縣,再到河北試點,京津冀土改試點我們要進行系統的追蹤調查,以期真正在今年,乃至到明年,為我們土改試點的工作,盡我們微薄之力。

  有關城鎮化,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補、一降”,“三去”里有一個是去庫存,我提出了房地產去庫存的治本之策,我注意到房地產庫存過多已經是事實,有的地方城市,特別是二、三線城市,據說他們要消化庫存要用20年的時間,全國城鎮人口有數據顯示,從平均數上來看,平均一戶已經超過1.1套房子,但是分配極不均勻。大概20%的人口可能是高收入,或者是比較靈活,當年房價比較低的時候買了很多房。據說,這20%的人口平均擁有7套住房,當然還有10%左右的人口在租房,剩下60%左右的人口平均擁有1套住房。以首都為例,北京在2013年的時候,住房空置率足以安居三口家庭,可以承載并提供1000萬流動人口居住問題,但是事實北京上千萬的流動人口是絕大多數,恐怕是買不起房。能不能租得起,農民工租好房,象樣一點房也不行,大量居住在城中村、小產權房、地下室、工棚、未竣工的建筑物里。怎么化解呢?目前流行的觀點和政策建議,我估計媒體朋友注意到,吸引農民工進城,2.6億農民工,哪怕有10%就是2600萬,有10%的人能買房,我們的房地產庫存5年就差不多了,就容易解決了。

  我對這個建議或者說這個想法,有不同意見。大家知道農民工之所以進不了城,落不了戶就是房價太高,農民工進城最大的門檻是高房價,因為高房價進不來。

  正確的想法,應該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要立足于把農民工進城落戶,遷徙人口定居,然后尋找阻礙農民工進城落戶的障礙。假如說是高房價,你先把房價降下來,你不提降房價,現有庫存按照現在的價格,農民工進城怎么買得起房。我這里有一個數據,現在庫存的房價,保守價格估計50萬一套。目前,外出農民工平均月收入是2864元,如果一個農民工家庭有兩個人工作,1年家庭收入不過5萬元,房價收入比高達10倍。也就是說,首先,30%的首付,要拿出3年的家庭收入不吃不喝。所以農民工不可能成為接盤俠,2億多農民工在工作地點買房不足1%,有一些做到老板了,已經有企業了。相當一部分,大概占15%的農民工是在離他的家鄉,就近小城鎮里買房。所以,我們現在談房地產庫存,我想首先應該破除這樣一個觀念,不要指望農民工進城買房,前提條件是怎么把住房的價格降下來。降到什么水平?降到城市居民,中等收入居民能夠買得起房,再進一步往下降,降到租賃房,降到低收入階層能夠租得起房。然后政府的保障房覆蓋10%左右的低收入階層。這10%左右,其中就包括農民工。你要首先考慮給絕大多數農民工提供保障房。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靠他們的收入化解房地產庫存。

  這里,我提出一個所謂的治本之策是什么?就是要調整房地產的供給結構。不是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房地產的供給結構怎么調整呢?我其實在2、3年前提過這樣的建議,開辟一個準商品房市場。相對目前商品房引發的是過度的投機,投機行為拉高了房價,以至于剛需很難得到滿足。開辟準商品房市場是自住型的商品房,說到商品房是要買,說準商品房,買了以后在一定期限內不許賣。所謂一定的期限,根據政策可以靈活調整。買的第一套房價格比較低,面積比較小,檔次比較差,可以允許在5年之后轉讓或賣出,用以改善居住水平。5年之內,規定房產證上不允許交易,這會導致什么結果呢?既然,這塊地規定是準商品房,拍賣的時候,房地產商就不可能出高價,因為他知道,人們買這個房是為了居住,不會出很高的價格買這個房子,所以房地產商準商品房價格不可能太高。房價不能太高,就不可能出太高的地價。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讓城市中等收入,甚至中低收入絕大多數居民,能夠享受第一套房作為準商品房。

  當然還有其他的建議,對房地產開發是不是專屬權利,是不是一定要有資質。我在美國兩年多的時間,不一定要開發商。第一套房做到居者有其所,不一定要那么高的條件,綠地以及公共服務都可以相應降低檔次。城市住宅要以準商品房供地為主,比例占到主要的成份。如果做這樣的改革,其實房地產市場不僅是庫存的問題,今后房地產產業,雖然我并不認為叫支柱產業,但是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的確是不可忽略的。現在注意到鋼鐵、建材、陶瓷、玻璃、水泥都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房地產投資開工數量在減少。今后考慮到我國的城鎮化,我剛剛說到,還有18個百分點的農民工還沒有進城落戶,每年今后要有上千萬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城市里的人口還在增加,已經買了第一套房還要改善,原有房子還要折舊,中國房地產市場本來應該是很有發展前景。只不過,我們過去的政策導致房地產泡沫,導致房地產畸形發展,導致了房地產市場一業興旺百業衰,過多實體資金進入這個行業,實際上是畸形發展。

  通過準商品房的改革,再加上房產稅等配套改革,我相信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有相當好的發展時機。這是關于化解房地產庫存的看法。   

  跟這個有關的,是吸引1億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鎮化的問題。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放開對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限制,包括北京。國務院提出要在未來5年(至2020年),吸引1億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鎮化。我們課題組做了專門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1億人的構成,如果僅僅指的是從農村轉移過來的1億人,那幾乎很難做到。如果 這1億人既包括從農村轉移過來的,又包括中西部現有的城鎮人口,戶籍人口有一個自然增長,增長率肯定是正增長。這樣加在一起,才有可能達到,但是還必須采取相應的產業政策和人口遷徙政策,其中,人口遷徙的布局就和我剛才提到的大城市有關,即使是1億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鎮化,也不可能分布在遠離中心城市的小城鎮,一定是在中西部那些大城市、 特大城市,至少是中等城市,一定是在這些領域,在這些區域集中解決他們的落戶問題。

  我多年來主張優先發展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進程。仔細看一看人口流動的曲線,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優先選擇的是大城市。什么時候人們開始青睞中小城市?我們國家還沒有到這樣的情況,歐美這些國家大城市人口過多開始向周邊擴散,有人說這是逆城市化,多在城市周邊,即使居住在農村,從事的也是非農產業,這些人沒有變成農民,不能稱之為逆城市化。那個發展階段我估計怎么也要到2020年之后,或者更遠一點說到2050年,我們國家實現了現代化,城鎮化率達到80%左右,才有可能出現所有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達到滿負荷。這時候人口開始向大城市周邊的小城鎮擴散,這個過程,其實還是很長的,所以我國的城鎮化戰略,恐怕在未來相當長,至少到2050年,都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保持新常態。我認為中高速穩定增長是最重要的發展戰略。

  舉個簡單的數據,農業產值目前僅占我國GDP的9%,一般說這個水平應該是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水平。但是,人家發達國家農業產值只占到9%,農業人口有的只占5% ,最多也就是10%。如果按照戶籍人口算,我們國家的農業人口還有62%。農村的人口和農業產業還不成比例,意味著有很多農業剩余勞動力。只有使這些數據大體匹配之后,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進程才算基本完成。一味強調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不符合世界人口遷徙城市化的一般規律。如果非要這樣做,就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就會阻礙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以上這幾個問題,都是和農民工市民化和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有關。

  下面我想談談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現在一種提法叫混合所有制。我首先要強調一下,混合所有制經濟有雙重含義,第一重含義,是指一個國家整體的所有制結構,也就是一個國家公有制經濟占多少,非公經濟占多少。以前我們不存在混合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后,非公經濟才發展起來。正是有了第一個混合所有制經濟結構,才談得上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以混合所有制結構是基礎。第二重含義,是股份制。國有企業吸收非公資本進入,這叫做混合所有制企業。前面的最重要,后面的是在那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目前,媒體上更多關注的似乎是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好像很少去談國有企業本身該怎么改革,只有這樣,非公經濟才能進來,混合所有制結構合理,才能談得上第二步,留下來的國有企業再和混進來的非公經濟實現混合。如果國有企業仍然在原有的行業不退出,只是象征性拿出一些個別的業務,是不可行的。

  本來是競爭性的行業,國民經濟就不該進入。要明確哪些行業原來是壟斷,怎么變成競爭,然后非公經濟再進來。這里我特別提到能源行業,就是石油、天然氣,煤炭好像混合經濟的成份,非公經濟的成份是比較多的。但是,前些年煤炭行業整頓,影響了很多大量的民營經濟、民營資本,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我個人理解,從行業鏈上來說,如果天然氣管道、輸油管道,帶有網絡性質的環節是一種自然壟斷。但是,對于礦產資源的探勘、開發、生產、采掘,乃至銷售等等,這些領域應該是競爭性的。明確了這一點之后,你再來考慮非公經濟,首先是讓它進入這些領域,進入領域之后再和國有企業混合。

  關于國有資本的監督管理體制,國務院反復強調要由過去的管資產變成管資本,現在的國有資本管理,我認為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國資委領導和國企領導,和國企負責人之間交叉任職。如果說國資委的官員兼任一個國有企業的董事長,企業有可能成為他以權謀私的資本。反過來,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很大程度上是企業的官員。在企業里經營企業,實際上就可能有腐敗行為,最典型的是蔣潔敏,他原來是中石油董事長,后來他成為國資委主任,他怎么監管別人的腐敗問題?現在很多國資委領導兼企業領導人,或者是反過來,或者是辭掉原來職務擔任國資委領導,或者是辭掉國資委領導擔任企業領導。

  管理者能當監督者嗎?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特別強調,你是管理層你是總經理,上面還有董事會,董事會后面還有監事會,形成制衡機制。我們的國資委全稱 大家都知道,叫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委員會,既管理又監督。管理者行使不好監督的職能,監督應該交給全國人大或者是常委會,里面設一個國有資本,或者是國有資產運行監督委 員會,行使對國有資產資本的監督職能。把管理職能和監督職能分開,既提高效率同時又符合公共利益,為民造福。

  我這里強調的能源行業,適合所有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最后,我談一下大家很關心的網約車。我去年寫過這方面的建議,今年通過一年的追蹤調查,也廣泛征求了互聯網平臺以及一些司機的意見。其實我最近這幾年出行基本都用網約車,雖然我有車。但是,我覺得網約車很方便,也能減輕其他方面的負擔。所以對于網約車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政府的監管模式,我也提出了建議。

  首先,我們看到以網約車為代表的“互聯網+”出行是一種新業態,這種新業態已被列入《國務院關于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里。現在中國互聯網約車的發展非常快,全世界我們都名列前茅。滴滴成為我們重要的平臺。中國提出共享五個發展理念,共享經濟、共享發展,網約車把社會上閑置的人員、私家車,通過互聯網技術整合起來。任何行業都有弊端,出租車行業弊端更多,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黑車,為城市居民出行提供方便,緩解出行難、打車難的難題,解決很多人員就業。有關數據顯示,網約車平臺上登記政策大概是700多萬人,這700多萬都是兼職,他們有自己的工作,用早高峰、晚高峰、周末周日節假日等業余時間出來接幾單。其他專門做網約車服務的都是私家車,私家車以前相當一部分是黑車,現在通過網約車把服務規范化,名正言順提供就業的崗位,這是社會效益。

  第二,從緩解環境污染來看,一輛網約車能夠代替十幾輛私家車,也就相應減少私家車占領的路面,減少了汽油的消耗,也就減少PM2。5的排放,對改善交通擁堵,提高空氣質量功不可沒。

  第三,解決了城市交通的潮汐現象。早高峰、晚高峰時段,現有的公交、地鐵、出租車滿足不了大量的人口出行,出租車費都要貴幾倍,供不應求。而且越是早晚高峰的時候,有一些出租車司機越是不出來,因為堵車賺不了多少錢。趕上刮風下雨他們也不出來。恰恰這個時候網約車出現了。網約車有相應的獎勵機制,緩解了交通高峰狀況。平時又不需要那么多車,人家停在家,或者是去上班。現有公交車、地鐵、出租車的管理體制解決不了的問題,互聯網約車解決了,這是功不可沒的地方。

  中國“互聯網+交通”已經領跑全球。也就是說,覆蓋全國400多個城市,為1000多萬人提供服務,這已經超過了美國的優步(Uber)。2015年滴滴出行訂單超過優步成立6年來的全部訂單,在這個領域,中國“互聯網+出行”走在世界全球的領先地位。

  網約車是一種創新的新型業態,既符合共享經濟理念,又符合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改變了現在居民出行的結構,而且對傳統的出租車管理體制產生了沖擊,以至于很多地方,原有體制松動了,有的份錢降低,有的出租車特許經營甚至被取消。有出租車司機開始轉向做網約車。傳統的鐵板一塊,現在終于被撼動了,網約車功不可沒。創新業態要求政府管理模式的創新,原有的管理出租車和企業的模式,不適合管理互聯網約車。舉個例子,去年交通部公布《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在征求意見稿里,基本上秉持的是管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一種理念。

  第一,規定網約車要進行互聯網企業屬地化管理。2800多個縣要到交通部門辦理許可,本來互聯網是以點接入,在北京建立的平臺為全國提供服務,非要到全國2800多個縣辦理許可證,你想想增加多大的成本,這是按照傳統的管理模式。私家車要變成運營車,規定年限必須還要報廢,而且你想再退出都不可能。運營車想變成私家車,80%的兼職就業就會被排斥。一旦私家車退出,又會陷入打車難,出行難。

  由此,我們對網約車管理,沒有要求他們一定簽勞動合同,其實有一些在正式企業就業,在這里無非是兼職,有必要還要簽勞動合同嗎?所以這些模式,如果果真付出實施,我們網約車就會變成出租車第二。多年來,我們出租車行業改革就要錯失良機。這次,我提出一個建議。

  首先,對于一個新興的產業,在一時還拿不準的情況下,就暫時不出臺管理條例,讓各地“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可以規定原則,比如說保險,媒體上以及官方很大的擔憂是網約車不安全,往往把網約車和黑車劃等號。實際上,根據我這幾年使用網約車的親身體驗,網約車安全度往往高于出租車,出租車能夠做到的安全標準,網約車不但能夠做到,甚至更好。這里有一個數據,去年大概全國機動車事故發生率,每萬輛車是0.9。網約車只有0.4,遠遠低于全國機動車事故發生率。在全國平均事故發生率里,其實出租車發生率更高,因為他是全天候運行,疲勞駕駛非常嚴重,出租車發生事故概率更高,這是經驗數據上來看。

  管理上來看,網約車質量比出租車質量要高,都在10萬元以上,甚至很多是奔馳、寶馬、奧迪,我晚上經常坐這樣的車,但是都很便宜。車的性能來講,比絕大多數出租車安全性能都高。絕大多數出租車一上去就感覺老牛拉破車一樣,很多已經接近報廢的年限。

  駕駛員安全來看,網約車對駕駛員事先審查非常嚴格,包括實名、身份、駕齡、安全記錄,甚至犯罪記錄。甚至包括一些外表,裸露在外的部分有沒有紋身,有紋身怕給乘客帶來害怕心理。保險方面,滴滴承擔的保險遠遠高于出租車,理賠效率很高。往往公司預先支付,再找保險公司。

  其實這些行業有一個自律,都是自己規定的,如果政府還不放心,可以出臺更規范更嚴格的規定。除此之外,先讓地方做實驗。一刀切肯定就會出現水土不服,這是第一個建議。暫不推出相關具體行業管理規定。

  第二,怎么管?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管理體制,政府只管平臺,由平臺來管人、管車,這是國際網約車的普遍準則。只要管住平臺就可以。所有的安全問題、賠償問題、價格問題、投訴問題、質量管理問題,在座有沒有投訴出租車成功的案例?投訴完也沒有給你答復。但是網約車我有過體會,幾乎投訴百分之百都會給你答復。無論是道歉也好,甚至賠償你。有那么一次,我約的車距離出發還剩5分鐘,他還在東四,不告訴我,這是司機嚴重的失職,一次他賠償我60塊錢,我估計司機也沒有好果子吃。

  政府管平臺,平臺管人、管企業,利用大數據解決交通難題,而不是試圖回到計劃經濟,指望交管部門測算城市的供求關系,那永遠是供求失衡。以北京出租車為例,北京十年前6200輛,十年后人口增加40%,800萬人,出租車增加5000輛,這怎么成比例。人口增加那么多,出租車只增加幾千輛,根本不可能滿足2200萬常住人口。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充分利用大數據,利用“互聯網+”這樣一場革命解決交通出行難的問題。這是我們要向有關部門提出的。

  我要重點介紹的就是這些。后面還有十三五期間扶貧攻堅克難,我就不再介紹了。

  主持人:之前看到一些媒體記者給我們提問,比如財經記者談到土地管理法的話題。

  記者:想問一下蔡老師,土地管理法目前修訂是怎樣的狀態?因為土改試點三年還沒有結束,是不是要等到三年結束才開始進入正式修訂程序?之前那一版是不是就擱置了?

   蔡繼明:土地管理法此前醞釀修改了4、5年,最后一版絕大多數內容媒體、社會都了解。真正提交國務院法制辦,由國務院法制辦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的就是一條,哪一條呢?就是征地補償標準問題。過去說,征地補償的根據是土地的原有農業用途。被征土地前三年的平均收入作為一年的標準,最高補償不超過30年。但是這個標準顯然是低的。

  第一,就土地用途來說,原來是農業用途,但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變成工業、商業的那部分土地用途,就是非農業用途。農業用途給你帶來的純收入,一畝地不過400、500塊錢。當然如果從事大棚養殖,種植一些經濟價值比較高的經濟作物,當然收入就會高。可是普通的大田作物來說,收入不過500塊錢左右。按30年算才能得到多少?而一畝地一旦轉變成非農業用途,它的所有出讓金,招拍掛出讓金價格高于土地補償款的十倍,有的百倍。我們經常爆出一些地方,一平方米可以拍到3-5萬,一畝地是660平方米。土地法的修改最后落腳在對土地征地補償標準問題。據說,要打破30年的標準,不設上限。但是到底補多少?一些學者說要增加6倍,這個消息一傳出,很多農民說暫時先不要爭,等新的土地管理法出臺后想拿6倍的補償款,最后沒有通過,人大常委會這一條也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的原因我并不了解,我們自己分析,沒有上限到底標準是多少。第二,我個人認為從法理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最重要的一條是“確定征地范圍”,而不是單純討論征地的補償標準。為什么這樣說呢?剛才我談大憲法規定國家利益,國家征地的原則是公共利益。包括對私有財產,其實任何法制國家都有這樣的規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是說不能夠征收。可以征收,但是唯一的理由一定是公共利益。

  在這個問題上,首先確定公共利益征地的范圍。絕大多數涉及占用農民土地不需要征收,這樣一來征地補償相對來說變成次要的問題,涉及征地補償只是一小塊,然后再談補償標準是什么。

  去年,我對土地改革試點提出建議的力度不夠,只去實驗征地補償的標準,而不去討論公共利益范圍界定,是抓芝麻丟西瓜。此前我參加了多次討論,學術界和政府相關部門征求意見。我始終認為,最后的修改草案還不到位。

  最近兩年土地管理法修改立法程序實際上已經中止,是否還要啟動,至少要等到2017年土改試點結束。根據試點情況,有了成功的經驗,再啟動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大概是這樣的過程,謝謝你。

  主持人:來自光明日報的記者提到供給側改革方面的話題,請蔡教授解答。

  蔡繼明:2015年GDP增長速度是6.9%,今年我們預期,政府提出的目標是6.5%-7%。為什么定這樣一個增長目標?客觀上,其實是倒逼出來的。中共十六大或者是歷次黨的代表大會 ,已經向國人和國際社會做出承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中有一個標志是脫貧。剛才說到7000萬貧困人口一個不能落,全部都要脫貧。另外一個是GDP增長,和2010年相比翻 一番,還有人均國民收入要翻一番。如果2015年GDP增長下滑到6.9%,你可以注意一下總量,到2020年,還有5年的時間,要完成和2010年翻一番,倒推出來的經濟增長率,GDP增長率 至少達到6.54%。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通常我們希望開門紅,所以今年定的稍微高一點,就是6.5%-7%。這樣才能為后來的四年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壓力。

  關于中國經濟的增長,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樂觀一點以林毅夫先生為代表,說我們還有8%左右的潛在增長率,潛在意味著政治體制、社會、國際環境等方面條件都正常。實際增 長率是多少,怎么也要打一個點的折扣,到7%左右。現在我們6.5%,這5年還算相對保守一點。另一點觀點認為沒那么樂觀。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他也是政協委員,他的課題組做了研究,未來不僅是5年,可能到2050年,更長的時期增長率是遞減,不只6.5%。包括今年在內的今后5年,潛在的增長率只有6.5%左右。實際增長率呢?應該低于潛在增長率。

  現在盡力避免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處在低收入向中上收入過程轉變。在這個收入段內,中央領導反復強調我們有能力、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家注意到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做的報告,我們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這樣的結果,一定要推進相當領域的改革,其中包括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對農業的政策,企業勞工關系等等,他提出了五項左右的改革。要確保這幾項改革如期推行,達到目標。那就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也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來的發展動力是什么?其實,我們過去講三駕馬車,長期經濟發展不是靠傳統的三駕馬車帶動。仔細想想,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前提是老百姓腰包里得有錢。正如我剛剛提到農民工沒錢買房,你說吸引農民工進城落戶,去房地產庫存,這不是本末倒置?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背后還是要有就業和產業的發展,要有經濟本身的增長,老百姓消費才能夠增加,收入增加消費才能增加,經濟發展消費才能增加。

  出口什么?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能出得去嗎?這仍然是供給的問題。必須要有比較優勢。比較成本相對較低,這樣的產業才能拿到訂單。至于投資需求,如果是無效的投資,沒有發展前景的產業誰去投資呢?三駕馬車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是短期內調整供求矛盾和供求關系的一種手段。需求管理是短期管理,短期內供給是無法大幅度調整的。

  勞動力短缺,于是全面放開二胎。今年放開二胎,明年勞動力就增加了嗎?不可能,要20年的時間。創新沒那么容易。短期內通過政府的宏觀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相應的各種稅收等,可以刺激人們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短期內能夠達到這一年供求之間的均衡。現在提,在進一步擴大需求的同時,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是說需求不重要了。但是我們現在主要矛盾不是總需求不足。雙十一光棍節一天銷售量是多少?十一到日本買馬桶蓋的人是多少?外面購物人是多少?是總需求不足嗎?是老百姓消費水平品味提高,國內一些商品不能滿足群眾多樣化的需求。需求結構化變了,出口減少了。出口減少了,但是總的需求能力,國內需求能力并沒有減少,就要調整你的供給結構。

  長期來看,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什么?很簡單,是生產要素的供給。長期來看絕對經濟增長無非是這樣幾個要素,勞動、勞動人口、土地、資本、技術,包括創新,企業家的才能。當然我們過去更多偏重數量的增加。現在并不是說數量不重要了。最近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勞動人口數量在減少。根據中央黨校周天佑教授的研究,2008年開始我國勞動力數量已經出現下滑趨勢。周教授研究,導致這些年經濟下滑的人口因素貢獻是50%。我們在短期內沒有辦法解決人口問題。

  我為什么特別注重城鎮化?城鎮化可以在現有人口基礎上,增加勞動力的有效供給。本來可以在城市就業幾十年,結果干到一半就回去,這樣就減少了勞動力的有效供給。說到長期經濟增長,無非是這幾個因素。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完善我們的要素市場。我注意到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到,要提高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特別強調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現在加上了土地。從十八大開始,2002年提出按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等”什么,其實最重要的是土地,土地是勞動之母,財富是勞動之父,光有母親沒有父親,能生兒育女創造財富嗎?十八大以后沒有提土地,十八屆五中全會把土地列進來。強調要建立通過要素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根據貢獻進行分配,要按各種生產要素,對社會財富和對價值的貢獻進行分配。但是你要想做到這一點,十六大報告寫進去,你必須要有一個要素市場。沒有要素市場,誰的要素貢獻大,誰說了算。如果僅僅企業說了算,工人勞動貢獻就可能被低估,當然還有拖欠工資的問題。

  反過來,勞動者組織組成工會。樓繼偉部長也擔心,工會過于強大,資本方受到損害。在80年代美國學者寫的《分享經濟》一書中,企業里工人和資本家共同創造的剩余財富一定要分享,不能把工資給完工人以后,所有的利潤,無論多少都歸資本家。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享。所以只有要素市場完善起來,才有可能根據要素市場評價貢獻進行分配。有了合理的 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則,才能提高要素所有者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各種財富的源泉才能充分引流。

  長期經濟增長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我們的要素市場。資本市場這幾年大起大落,以至于資本、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脫節。土地市場目前更不完善。未來改革空間相當大。為什么不單純講結構性調整?過去講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生產發展方式。這次特別強調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就是要調動長期決定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必須通過改革來釋放它。所以,這里我也特別強調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相應城市化,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就能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農民工在城市落戶,農民工遷徙,就不怕市場起不來。教育也是一樣 :6000萬留守兒童進城,學校里就不會出現空洞的現象,因為城市孩子也沒有那么多。

  這幾方面供給側的改革,我認為是決定未來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謝謝你。  

  主持人:中國網記者的問題,關于北上廣二手房現象。

  記者:我是來自中國網的,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出現二手房市場高銷狀態,尤其上海市民出現排隊搶房,北京也出現二手房套販子,這是投機炒作嗎?和中央政策相符嗎?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謝謝。

  蔡繼明:東北大學生首套零首付,現在已經取消。這些多年才出現的結果,有時病急亂投醫,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包括零首付也好,大學生沒有很穩定的收入,將來怎么分期付款,會不會造成銀行的壞帳?

  剛才說到北上廣一線城市確實有特殊性,很多專家提供的數據是二、三、四線城市的,庫存是10年、20年,有的都消化不完。北上廣比較特殊,沒有普遍性。有人說這也許是最后的瘋狂,不具有代表性。

  主持人:還有來自《民主與法制》的記者,關于土地征收制度的提問。

  記者:您好蔡教授,剛才您講到吸引農民入市,我覺得講得特別實。我想請您談一下,結合供給側改革,如何通過改革更好地讓農民城鎮化,或是吸引農民到城市里買房?這塊能不能多談一點?請再給我們談一下,謝謝。

  蔡繼明:剛才反復談到去庫存和農民工進城的關系,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因房地產去庫存才想到農民工當接盤客,這違反“以人為本”城市化的主旨。大量農民工進城不能落戶,很重要的障礙是房價過高,不首先考慮把房價降下來,不首先考慮提供更多保障房面對農民工。這如同多年來對帶薪休假落實不夠,現在發現問題了,就想趕緊讓職工休假。

  至于怎么才能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我提案里還有一條。首先,怎么測算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的真實水平?所謂真實水平,顯然不是常住人口比例,常住人口56.1%,有人說這是偽城市化。 真實情況是什么?難道是37.5%?這又太少了。有的農村人口進城不要戶口,但是不一定沒有市民化。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是不是百分之百市民化,戶口可以看做唯一的標志。只要有了戶口,所有的就業、醫療、社會保障、住房等等,都會享受真正的城市居民的待遇福利。但是有些農民工不要城市戶口,保留農村的土地和住房,還保留超計劃生育的自由,人家不愿意進來。可是這部分人市民化了,沒有戶口也市民化了。反過來,有了城市戶口的,和原有市民也有差別。

  城鎮化既包括城市又包括鎮,658個城市,還有2萬個鎮。2萬個鎮平均人口是1萬,總共將近2億鎮民。可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是市民化,沒說鎮民化。鎮民要變成市民又要打折。非戶籍常住人口要打幾折才能相當于有戶口的市民呢?初步測算大概要打7折。如果按照媒體,或者是一些學者定性的半城市化,半城市化要打5折,2.6億農民工只能算1.3億,只有一半城市化。我們比較樂觀一點 ,我們打7.5折這里都可以考慮。

  我曾向統計局提過這樣的建議,我們要有反映我國城市化真實水平的數據。現有兩個,一個過高一個過低,都不行。

  接下來,要逐一分析,到底影響農民工市民化主要制度障礙是什么?

  以日本、臺灣和韓國為例子,農民工進城沒有這樣的障礙,30年高速發展之后,這些國家和地區城市化水平80%,不存在戶籍問題以及城市二元結構問題 。我們人為地造成了教育、醫療、就業、保障等障礙,使農民工沒有進來。想一下子取消戶籍制度不可能,要一個個攻克。住房價格降下來,大量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小產權房入市,取消小房地產開發許可,讓農村可以建房,城市居民到農村買房。吸引農民工進城買房,為什么城市居民就不可以到農村買房?這不符合城鄉一體化,也不符合遷徙自由。

  什么是保護農民利益?有人說土地不能流轉,否則農民就去失去保障。宅基地更不能流轉,否則就會流離失所。土地是一種生產資料,城市工人沒有土地,不也有社會保障嗎?宅基地流轉到底是損害農民的利益,還是為了增加農民利益,這似乎不言而喻。宅基地只在農村集體所有制內部流轉不起來,沒有人本來有房子還買你的宅基地,很多農村宅基地是無償分配;有的村是空心村,剩下老弱病殘,賣給誰?恰恰城市居民需要這個房子,到底哪一個損害農民利益,哪一個是農民財產收入的渠道,這是很容易看出的事實。

  如果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大概18萬平方公里,拿出1/3土地入市。有一些偏遠地方怎么入市?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到重慶考察地票交易,就是要解決重慶偏遠農村宅基地。宅基地不值錢,但是建設用地指標值錢,可以復墾為農地,復墾一畝就有一畝票,就可以拿到城市周邊賣,這樣城市農地就變成建設用地,當然要政府征收。我個人主張沒有必要政府征收,就讓偏遠地區農民和城市農民交易,建設用地指標,用農地換建設用地。這樣一換,城市周邊農業用地,拿到地票,直接入市,這也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不是公共利益,為什么拒絕征收?采取這樣的方式,大量集 體用地可以在城市周邊,轉變成城市建設用地。還怕地價不降下來,地價降下來,城市房就降下來,這樣門檻就降下來了。

  剛才講供給側改革和勞動市場的改革,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之間障礙要打破。當然,很多壟斷行業自然變成競爭性行業,農民工進去門檻就降低。勞務工和派遣工的勞動門檻拆除,小城市來人到大城市,定居落戶門檻排除,這樣就業問題容易解決。大量延長企業壽命,中小企業就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昨天有人說要不要一個互聯網企業促進法,我們有民辦教育促進法,還有民營企 業促進法,到底起了多少積極作用?這是有爭議的問題,有一些領域政府不管,由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會更好。

  當我們把事業補貼、養老、保險等幾個方面都做了,戶口還有什么用?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也在改變。戶籍制度就純粹變成登記。含金量自然就慢慢消失了。所以我說農民工進城落戶是牽一發動全身,涉及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涉及制度建設。城市化問題不是城市化建設問題,它實際上是一個制度的改變,是一個體制的改善。不要一說城市化就是城市建設。應該著眼于阻礙 人口城市化進程方面的因素,通過改革加快城市化進程。謝謝。

  主持人:由于時間的關系,請蔡教授回答最后一個問題。

  記者:農民工市民化的建議非常好,實施過程中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現階段我想了解一下您對解決留守兒童的安全和教育方面有什么建議嗎?

  蔡繼明:去年媒體報道了畢節市四個兄弟姐妹一家人,父母都不在,集體服毒自殺。我們民進中央有一位副主席特別帶領一個考察組到畢節做了調研。我有一個博士后在民政部,他說要選留守兒童法律保障相關的題目。有的地方又提出留守兒童為什么會自殺呢?要增加心理咨詢。我說我們城市的人還沒有心理咨詢呢。鄉村很多老師都要往城里跑,那些地方可 能有心理專家和理醫生嗎?留守兒童的問題,根本上來說是城市化的問題。父母都不在了,誰來保護他?誰也保護不了,要問責地方政府,我覺得也很不公平。

  一個鄉、一個村、甚至一個市,那么多留守兒童,我們的地方黨政干部也是日理萬機。一家一戶他能保證得了嗎?一旦自殺,就要追究地方官員的責任,他們的父母責任哪去了?直接應該負責的是父母。可是父母為什么不在身邊呢?夫妻兩地分居,父母離開兒童去打工。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是要解決我們半城市化的問題,農民工進城落戶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留守兒童的問題從根本上就緩解了。在短期內怎么對留守兒童進行相應的保護?有各種各樣的措施。地方政府怎么增加對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的關心?留守老人是養老問題,留守婦女問題也很嚴重,這邊有留守婦女肯定城里面就有光棍,夫妻兩個長期分居,夫妻的感情、兩性生活怎么保障?農村的倫理、村俗、風俗,會不會惡化?這很有可能的。

  講到這里,兒童是我們祖國的未來和花朵,農村不能變成留守兒童的地獄,這是我們格外要關心的。地方政府、共青團、學校和司法部門、公安部門等黨政機關都要負起一定的責任,這些當然有大量的工作都需要做,我不一一列舉。大家都可以想到、能做到,但是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當然,做得好一點,也許這種現象就可以少一點。但是恐怕很難從根本上避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認識的,謝謝。

  主持人:非常謝謝蔡代表這次就兩會熱點問題給我們做了詳盡的介紹和講解,希望您關注的議題在兩會上能夠有更加明確的方向。也感謝媒體代表們,更多資訊請關注中國經濟網。

  蔡繼明: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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